近一年來,可以說是香港工程界的多事之秋。由 ONE STANLEY 鋼筋事件、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升降機問題、臺日電梯耐火門框事件、東涌西站工程混凝土結構問題、安達臣道首置盤鋼筋事件,以至政府大規模拘捕涉嫌涉及樓宇大維修圍標的人士,一宗又一宗與工程、建造及監管有關的新聞接連出現。
這些事件的性質、成因和嚴重程度各有不同,當然不能一概而論,更不應在沒有完整調查結果的情況下,簡單將責任歸咎於任何一方。然而,撇開個別事件的是非對錯,筆者認為這些新聞不約而同地帶出香港工程界一個過往較少人討論、但影響可能相當深遠的問題,就是香港工程界其實存在一個相當嚴重的「公關問題」。
這裡所說的公關,並不是指聘請公關公司「拆彈」,也不是教工程師如何包裝問題,而是更基本的一件事,當社會出現涉及工程專業的爭議時,有沒有足夠專業、獨立,而且懂得用普通人語言解釋工程問題的人,可以迅速站出來把事情說清楚。
現在看來,答案未必令人滿意。工程太專門,很難有一個人甚麼都答得到。工程界與不少其他專業不同,其中一個最大的困難,就是範疇實在太廣。土木、結構、岩土、消防、屋宇裝備、機械、電機、升降機、鐵路、材料、施工管理等等,每一個範疇背後又可以再細分成多個專業。即使同樣是工程師,也不代表一名工程師適合評論他/她不熟悉的工程範疇。這在專業上完全合理。
問題是,傳媒的運作模式與工程界的專業分工,很多時候並不相容。新聞發生後,記者往往需要在很短時間內找到專家,希望對方能夠用一兩句簡單的說話回答:
「這樣危險嗎?」
「正常情況下會不會發生?」
「是不是有人做錯?」
「這個問題有多嚴重?」
「市民需不需要擔心?」
也就是傳媒所需要的 soundbite。
但工程師面對問題時,正常的專業反應卻往往不同。首先會問:
• 有沒有圖紙?
• 有沒有相片?
• 當時的施工情況是甚麼?
• 實際尺寸是多少?
• 合約要求是甚麼?
• 設計標準是甚麼?
• 有沒有測試紀錄?
• 有沒有現場檢查?
這些問題當然沒有錯。某程度上,這正正是工程師負責任的表現。
但現實是,當工程界仍然在尋找適合的專家、了解背景、研究資料,再小心考慮應該如何回應時,新聞的第一輪敘事可能已經完成了。而在今天的媒體環境中,第一輪敘事往往已經塑造了公眾對事件的認知,之後要改變就不容易了。
即使事件最終成功轉介到相關範疇的工程專業人士,另一個問題很快便會出現,他願不願意接受訪問呢?一名出色的工程師,可以有數十年的工程經驗,可以在會議室裡面對幾十名各方代表應對自如,抽絲剝繭分析複雜問題。但這並不代表他習慣在攝影機前,在數十秒內把一個複雜的工程概念向公眾解釋清楚。兩者其實是完全不同的能力。
工程教育訓練計算、分析、設計、審核和解決問題,但甚少訓練工程師如何面對公眾、如何接受傳媒訪問,以及如何在不犧牲技術準確性的前提下,將複雜問題轉化成普通人能夠理解的語言。
結果便可能出現一個很奇怪的情況。最懂問題的人,不一定最願意說;最願意說的人,卻不一定最懂那個問題。久而久之,工程界便很容易失去對公共討論的主導權。
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,是工程師的就業模式。如果大家平日留意香港新聞,應該不難發現,當社會出現醫療或法律的相關爭議時,傳媒相對容易找到相關範疇的醫生及律師接受訪問。其中一個原因,是部分專業人士本身就是獨立執業。對他們而言,接受訪問除了履行專業的公共角色外,同時亦可能增加個人知名度。只要言論專業而合理,傳媒曝光甚至可以成為一種另類的專業宣傳。
但工程師的情況很不一樣。香港大部分工程師受僱於顧問公司、承建商、發展商、公營機構、政府部門或其他大型企業。對一名受僱工程師而言,接受傳媒訪問往往是風險很高,個人得益卻很低的一件事。答得好,公司未必會特別嘉許你。但只要答錯一句,或者一句原本有前文後理的說話被抽出來成為新聞標題,事情便可能完全不同。情況嚴重的話,甚至可能影響公司與客戶、合作伙伴、政府部門或其他持份者之間的關係。所以,從個人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,最理性的選擇是甚麼?就是不評論。即使要評論,亦很容易變成:
「要視乎實際情況。」
「現階段資料不足。」
「需要由相關人士進一步調查。」
從工程專業角度看,這些答案可能百分之百正確。但從傳媒角度看,這些答案幾乎沒有任何可用性。
香港並非完全沒有工程專業組織與傳媒溝通。問題是,專業學會本身亦面對現實限制。工程涉及眾多專業分科。每當發生突發事件,要在短時間內找到一個既具備相關專業知識、了解事件背景、沒有明顯利益衝突、願意公開評論,又懂得面對傳媒的人,本身已經非常困難。另一方面,不少專業學會的領導及代表職務具有一定任期(編按: 香港工程師學會大部分職務都是一年任期)。當對外代表及相關職務經常轉換,傳媒便較難在新聞發生的一刻,腦中立即浮現兩三個可以打電話的人選。
公關最重要的資產之一,其實不是新聞稿,而是關係。一名記者知道某位專家會接電話,能在半小時內掌握問題的核心,而且可以用數句普通人聽得明的說話解釋清楚,這本身就是非常寶貴的媒體資源。而這種信任和默契,需要多年時間建立,不容易透過經常轉換代表的制度累積。但新聞節目仍然要播,報紙仍然要出版,網媒仍然需要出稿。記者不可能因為找不到適合的工程師,而留下一段空白。於是便出現一個筆者認為愈來愈值得工程界警惕的現象,涉及某一工程專業的問題,最後可能由非該範疇的專業人士,甚至非工程背景的人來評論。
筆者並不是說只有工程師才有資格討論工程問題。公共安全和大型基建本來就應該接受社會監察。議員、記者、學者、業主和市民當然都有權提出疑問,甚至質疑專業人士的判斷。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合適的工程師長期缺席公共討論,工程界便等於主動把「解釋工程」的權力讓給其他人。而一旦一些不完全準確的概念首先進入公眾視野,工程師之後再花十倍力氣解釋,往往已經太遲。
因此,工程界需要培養一批能夠「把工程翻譯成普通人語言」的工程師。因為一項工程即使技術上完全合理,如果沒有工程師能夠清楚解釋,公眾仍然可能產生誤解。相反,一個本來相當嚴重的工程問題,如果公共討論一直集中在錯誤的焦點上,同樣不利於公眾理解真正的風險。所以,公共溝通其實並不是工程專業以外的事情。某程度上,它也是專業責任的一部分。工程師掌握大量公眾沒有理由需要懂得的專業知識。這意味着除了有責任把工程做好,在社會有需要的時候,也有責任把工程說清楚。
過去,香港工程界或許可以主要依靠專業資格、制度和過往紀錄建立公信力。但在社交媒體年代,一宗新聞在數小時內已經可以形成輿論。如果工程界仍然需要幾天時間才能找到適合的人回應,甚至索性保持沉默,那麼無論工程師的專業水平有多高,都很容易在公共討論之中處於被動位置。
所以下一次再有大型工程事故或爭議時,筆者認為工程界除了應該問
「究竟出了甚麼問題?」
可能還要多問一句
「誰來向香港市民把這件事說清楚?」
這個問題,看似只是公關。
但長遠而言,它關乎的其實是整個香港工程專業的公信力。
筆者: L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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